作者 | 张一

编辑 | 吴岩

封城、物资紧缺、500万人“逃离”、双黄连脱销……一场突发疫情，让武汉被放在了聚光灯之下。

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1月31日24时，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791例，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36978人，共11847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。从全国疫情确诊/疑似累计趋势图来看，疑似病例数量呈指数型增长。

1月31日，新型冠状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构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，已有近20个国家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。

从惧怕疫情到反身战斗，人们在波折的碎片信息拼图中，不断逼近真相和黎明。一些来自武汉和其他疫情地区的汽车行业从业者，向未来汽车日报（ID：auto-time）讲述了他们的故事。

以下是他们的自述（经未来汽车日报整理）：

汽车业猎头张楠：孤独的“逆行者”

1月22日晚上7点33分，我戴着N95口罩、双层一次性医用手套，全副武装地踏上了从上海虹桥站驶向武汉站的G4582次高铁。

车厢里空荡荡的，一半以上座位空着。我很开心看到这么多人退票，宅在家里，更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警惕起来。

其实早在12月8日，武汉就出现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，但我们所有人都没当回事。一开始不重视，后来又一直瞒着。因为不了解真相，1月11日放寒假后，我把母亲和女儿送回了武汉。 

后来看到中国疾控中心发表在国外医学杂志上的论文，上面说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就已经出现“人传人”的现象，我忍不住懊恼极了。

如果出现第一例就重视起来，如果可以早一点知道更多真实的消息，我不会在那个时候送他们回武汉。

1月23日凌晨，我独自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下了车。箱子里除了生活必需品，全塞满了我花好几天时间到处买来的酒精棉球、一次性医用口罩、医用手套、感冒药和退热贴。这些物品在武汉早就售罄了。 

1月20日，钟南山说这个病毒“人传人”，大家就全慌了。我在公司紧张得不行，匆忙想买口罩，可上海已经买不到了。听说我要回武汉，有同事把自己的口罩分了一大半给我。回到武汉的第二天，还有朋友匿名寄包裹给我，里面装着50个3M口罩。

偌大个火车站，安静得可怕，死寂，几乎没有人说话。其实我也很害怕，但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不能慌，只能咬牙坚持。

1月23日凌晨的武汉火车站

来源：受访者供图

我刚到家不久，武汉就宣布了封城的消息。很多人抓紧最后的几个小时逃离这座城市，但我没想过离开。

我们一家子老幼妇孺，路上是最容易被感染的，再说去哪里大家都像防瘟神一样防着我们。

封城那天下午，我和父母出门大采购，备齐了足够一个月使用的米面蔬菜、洗手液、洗洁精、洗衣液和一次性手套。我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，没有特殊情况绝不会出门。

武汉越来越孤立。我的快递已经好几天没更新物流信息了。父母和5岁的女儿身体暂时还没什么异常，但我控制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，几乎到了草木皆兵、度日如年的程度。

每天大部分时间，我都在电视机前关注全国疫情动态。大年三十晚上快零点，我流着眼泪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：“我想听医务人员诉诉苦，想看病人被妥善安置。我想隔着屏幕，陪他们哭一会儿。”

我家住在武汉洪山区，与华南海鲜市场还有一江之隔，但附近一公里左右的小区刚确诊了一个病例。

目前武汉的政策是有事先去社区医院，确诊后再转院。我们现在都不敢去社区医院了，如果有个头疼脑热，就用退烧贴和维生素C泡腾片顶上。

1月29日，武汉最高气温12度。父亲陪着女儿玩游戏，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青菜，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，除了鸡蛋，其他东西倒是齐全。

我似乎看到了一点曙光，坚持到火神山医院开业，估计就好一些了。

上汽通用武汉工厂员工沈浩：坚定的留守者

整个武汉人心惶惶，但我心里还挺轻松的，甚至有点享受提前放假和延后复工的“福利”。

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这次疫情不排除“人传人”后，公司明显提高了警觉。

食堂、厕所开始消毒，上班进场前对每个员工进行体温检测。公司启动了三级响应，到1月21日，办公室和车间一线员工中，七八成的人戴上了口罩。以往过年，到大年三十才休息，今年腊月二十八就放假了。

放假前，公司里到处流传着从医院内部传来的各种消息，不确定和恐慌的情绪迅速蔓延。 

其实我和周围的朋友在1月16日就知道疫情扩散了，但当时专家说疫情“可防可控，还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”。公司里没有发现感染者，武汉很多机构都在正常运转状态，公共场所没人消毒和戴口罩。

华南海鲜市场我也去过，那是在一年前，只记得里面非常阴暗，只有商铺的灯光亮着，地面湿漉漉的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鱼。那里环境特别差，脏得要命，鱼的内脏到处丢，味道非常刺鼻，我进去不到一分钟就赶紧出来了。 

腊月二十八回了趟老家后，我就自我隔离了，再也没出过家门。

以往在老家过年特别热闹，打羽毛球、搓麻将、炸金花、放鞭炮，今年过年没什么年味儿，看电视和刷抖音成了仅有的消遣。吃饭从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两餐，上午10点吃一碗芝麻糊加坚果，凑合解决早饭，下午吃点零食，晚餐要等到晚上12点。

就连外面都安静了很多。我家住在武汉南三环路边，每天开窗通风12个小时，但听不到噪音，安静得出奇，因为道路上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车了。

武汉市历史上第一次封城，还是政府发布的，事情一定非常严重。我在回看美剧《血疫》，它讲述了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情景。

沈浩在家里阳台拍摄的武汉城区，南三环道路上空无一人一车

来源：受访者供图

不久前（1月27日），有武汉人自发组织唱国歌，但我没有参加。

我在业主群里收到的信息说，大家要在晚上8点统一关灯，打开阳台窗户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跟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唱完还要大喊三声“武汉加油”。结果收到通知没多久，就有人说，协和的医生呼吁大家不要开窗唱国歌，这有利于病毒的传播。

我家现在还有十几个口罩，差不多够用了。消毒水家里也还有点，平时也不怎么用，这几天不打算出去买。我在京东上买了一袋面粉，在武汉仓库里待了4天还没出库。 

除非是食用油、天然气这类必需品没有了，否则我绝不出去。

汽车零部件公司技术员陈磊：不安的局中人

除夕夜，我们一家三口在外婆家吃年夜饭后，跟往年一样回家玩起了“掼蛋”（扑克游戏），伴着春晚的背景音，侃着最新的疫情听闻。

我是南京人，大年三十中午才开始休假。有关疫情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但我们并没有足够重视。零点过后，“牌瘾”正旺的父亲套了件黑色棉袄就出门搓麻将去了，我躲在卧室里开始看贺岁片《囧妈》。

第二天早上不到9点，情况变了。 

江苏交通广播网公布了江苏省最新冠状病毒感染的消息，大年三十一天就新增了9例确诊病例，有一个还是在南京。公司的钉钉群几乎同一时间响了起来，要求大家春节期间不走动，不拜年，节后上班时间待定，还要提前研究制定疫情如果发生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。

我一向坚持“不信谣、不传谣”，这时候也开始不安了。

我家附近有个做船舶生意的邻居，1月中旬去了趟武汉，回来后全家都生病了。往年正月里生意红火的娱乐场所也突然关了门。关于疫情的谣言和辟谣，各种消息在微信群里满天飞。

这段时间关在家里，太无聊了。我已经数不清打了多少局王者荣耀，趴在窗户朝外面看了10分钟，一个行人都没有。中午在网上下单汉堡王外卖，平时配送时间不超过15分钟，现在足足要1个小时。 

1月27日，公司宣布2月8日正式复工，现在已经开始远程工作了。我觉得疫情应该不会再继续扩散了吧。

实在憋得难受，我决定开车出门兜兜风。外面是阴天，但我觉得空气异常清新。社区公共健身中心的篮球场里，中学生玩得热火朝天。大型购物中心旁的一点点和肯德基也排满了人，点一杯奶茶要等近20分钟。

1月27日下午，空旷的社区公共健身中心篮球场地的运动场景

来源：受访者供图 

唯一让我有点担心的是，家里的口罩储备不多了。打开淘宝搜索防尘透气口罩，我简直惊呆了。一包带呼吸阀的普通口罩，要等到预售30天后才能发货。

听说最近上海政府开始供应低价口罩了，但超过100人排队，根本排不到。

新造车公司销售薛涛：无畏的返程者

正月初六（1月30日），我从苏北老家回广州上班。

听说高速公路上挨个查车，每个人都得测体温。怕赶不上下午5点的飞机，我上午不到11点半就坐上了顺风车，去往苏南硕放机场。车费270元，不堵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。 

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一路上没有堵车，高速公路出入口检查也很快。每个出入口都有几十个人在查车，先是医务人员量体温，然后是警务人员登记身份信息，询问最近是否有湖北出入史。没问题的话，一辆车差不多5分钟就结束了，本省的人还会更快一些。

1月30日下午2点，无锡高速出口的警务人员在例行检查

来源：受访者供图 

候机厅里人也很少，这应该是通航11年以来，硕放机场人最少的一年春运了吧。机场所有餐厅都没开门，安静的候机大厅里，只有卫生防疫广播循环播放的声音。 

以前过年，我坚决拒绝父母给我准备特产和年货，但今年带了不少腊肠、蔬菜和肉，担心回广州没吃的。我看到新闻里说有的外卖员不戴口罩在外面跑，很担心，现在外卖也不敢叫了。

公司暂定2月3日上班，员工要向公司报告行程，公司统一收集机票和火车票信息，湖北周边疫情严重地区的员工要隔离一个星期。现在确诊病例一天比一天多。虽然公司没有明确要求所有人都在家隔离，但我已经做好了自我隔离的准备。

最近，我已经开始在企业版微信进行“每日健康打卡”了，填报身体状况、家人情况和近日的出行信息。小区禁止外来人员进入，附近超市里人不少，但大家都戴着口罩。菜价有点贵，两块五花肉和几样蔬菜就花了小200块钱，大桶矿泉水找了两家超市都没有。

1月31日，公司把开工时间推迟到了2月10日，我对此早有预感。虽然没有上班，这个月也没有KPI要求，但我已经开始维护客户关系了。昨天联系了几位年前有订购意向的客户，问候一声。

毕竟，生活还要继续。

写在最后：

1月31日晚，一位漂泊在外的武汉人找到了未来汽车日报。她叫王燕，是“逃离”武汉的500万分之一。

王燕原本计划大年初二回石家庄娘家，但数量陡增的确诊病例，让她们一家三口1月21日就踏上了从武昌站北上的火车。在火车上，她连睡觉都戴着丈夫从药店里“抢”来的口罩。

大年三十，警察带着防疫站上门检查登记，反复叮嘱他们千万别出门。在石家庄漂了9天，王燕每天都会接到防疫战和村支书的电话，至少测两次体温。1月31日晚8点半左右，派出所要求他们入住县城里的一家快捷酒店，隔离观察16天。

“希望能尽快控制住疫情，‘解禁’武汉，等通火车了，那时就可以回家了。”王燕告诉未来汽车日报（ID：auto-time），“等来年花开的时候，欢迎来武汉赏樱花。”

 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本文人物均为化名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