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NBD汽车”（ID:NBD-AUTO），作者：孙桐桐 李星，未来汽车日报经授权发布。

近日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发布的“霍尔果斯同领立胜广告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霍尔果斯同领立胜）与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雨鸿）服务合同其他执行裁定书”显示：“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，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，故无继续执行的条件，应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”

图片来源：中国裁判文书网

据了解，上海雨鸿是三年前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事件中的一员，也是唯一一个比亚迪入库的广告供应商。实际上，除了上海雨鸿，当年事件受牵连而造成经营危机的广告商有数十家。

“这些广告公司确实是垫付资金给比亚迪做了相关广告，比亚迪在其中也获得了相关利益，这个行为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称之为‘不当得利’。基于公平原则，比亚迪有必要向这些广告公司进行适当补偿。”5月15日，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公益律师廖建勋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持续三年的“双面生意”

“广告门”事件最早由比亚迪的“免责”声明引爆。

2018年7月12日，比亚迪官方发布一则《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》，称2017年5月，“广告门”的核心人物李娟使用上海雨鸿的名义，以自有资源（广告及活动）试用及免费使用为切入点，主动与比亚迪联系并开展免费广告宣传，随后伪造比亚迪公司印章、冒用公司名义开展业务。

比亚迪表示，李娟冒用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身份，伪造比亚迪多枚印章，以比亚迪名义，与多家单位及机构展开广告宣传类合作。对于上述事情，比亚迪表示均不知情，与比亚迪无关。

比亚迪的一纸声明瞬间激怒了涉及其中的数十家广告供应商，纷纷质疑其“不知情”的真实性。另一边，李娟表示自己被自称为比亚迪隐形董事的陈振宇欺骗，而广告供应商则被李娟欺骗，自掏腰包为比亚迪办活动、做广告宣传。三方各执一词，究竟谁在说谎难以辨别，该事件一度陷入罗生门。

实际上，早在2015年，李娟从广告公司的普通职员，摇身一变成为“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华东区域市场部总经理”，在上海时代金融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，招聘了员工，随后开始了她的“双面生意”，一做就是三年。

图片来源：每经记者 张建 摄（资料图）

面对供应商，李娟代表比亚迪与多家广告商洽谈。三年间，30余家广告公司帮比亚迪在多个地区做了经销商活动及广告投放；面对比亚迪，李娟以上海雨鸿高管的名义自居，以低价和免费广告与比亚迪达成合作。

直到2018年，多个广告商收不到回款，涉及金额高达11亿元。几十家广告公司找到了比亚迪总部，随后便有了引爆“广告门”的声明，比亚迪也随之被推向风口浪尖。受此事件影响，比亚迪股价大跌，市值一度受损，也被外界质疑公司内部管理存漏洞。

2019年底，轰动一时的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事件，随着李娟获刑而随之剧终。李娟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4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没收财产人民币500万元，已查封的房产予以折价后发还被害单位。

法院判决书中显示，李娟未经比亚迪公司许可，擅自设立“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推广部办公室”，自称负责人，使用私刻印章与几十家广告商签订比亚迪品牌广告推广合同，未付的款项高达2.47亿元。

此外，裁判文书中表示，李娟是“虚构受他人指示”。也就是说，经法院审理，当年李娟称是受自称为比亚迪隐形董事的陈振宇指使并不属实。

数十家广告商陷困于“广告门”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明确，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、车辆登记部门、证券机构、网络支付机构、自然资源部等发出查询通知，查询被执行人（上海雨鸿）名下的财产，无财产可供执行。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向上海雨鸿发出限制消费令，并依法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据了解，这起执行源于上海雨鸿与霍尔果斯同领立胜的一则服务合同纠纷，而类似的执行裁定还有5个。

启信宝数据显示，上海雨鸿共涉及30条法律诉讼、11条限制消费、11次失信被执行人，均是在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之后产生。其中，进入终本案件有7个，皆在2021年出现，执行标的总金额约3042.85万元，全部未履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受到“广告门”牵连的公司不止上海雨鸿一家。据悉，有30多家广告商因被拖欠资金而陷入困境，且多家广告商濒临破产。此前，上海速肯广告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速肯）因未支付广东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30万元广告资源费及违约金，已被列为失信公司与限制高消费企业；上海霜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多次陷入借贷纠纷，现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。

事件发生后，比亚迪被包括上海雨鸿、上海千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千乘文化）、上海速肯广告等多家广告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告上法庭。不过。上海雨鸿及上海速肯均已撤诉。

“从比亚迪角度来讲，李娟并没有获得比亚迪任何合法授权，所有的服务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。广告新闻上来看，事后所有的服务合同也均未得到比亚迪的效力追认，服务合同对比亚迪不产生法律约束力。比亚迪若对服务合同进行追认的话，服务合同是有效的。”5月15日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对记者表示，广告供应商即使请求法院确认服务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，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。

关于比亚迪与多家广告商将如何解决上述欠款问题，记者向比亚迪官方进行求证，截至发稿，对方未给出回复。

“垫资”潜规则亟待规范

事实上，在该事件中，比亚迪及广告供应商们皆声称自己是受害者。不过，也有观点提出，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事件发生的三年时间内，30多家广告供应商广告推广动静如此大，比亚迪不可能不知情。

对于这一情况，相关法律人士提出“不当得利”的法律概念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八十五条关于不当得利规定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。“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发生以后，就在不当得利人与利益受害方之间产生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。那么，受益方应当向利益受害方返还利益。”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。

“这些广告公司确实是垫付资金给比亚迪做了相关广告，比亚迪在其中也获得了相关利益，这个行为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就称之为‘不当得利’。”廖建勋认为，“基于公平原则，比亚迪有必要向这些广告公司进行适当补偿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“广告门”发酵后，比亚迪曾对外发布过四次声明，其中包含愿意与相关公司保持积极沟通，对于相关事实和金额的核查认定，与相关公司共同商讨合理的解决方案。
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希望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事件能成为改变行业“垫资”潜规则的节点事件。

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认为，垫资是一种常见的商业行为，处于广告、施工建筑行业的灰色地带，很多发布方和承包方都知道这个规则。为了拿下竞标业务，一般都是承包方来垫资，等方案完成后才拿到付款。

对此，廖建勋认为，垫资是由于广告业无序竞争导致的。“现在广告行业竞争非常激烈，供需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状态。”廖建勋表示，有些广告公司为获得相关业务，不惜低价去竞争，甚至垫资来获得，导致垫资成为广告业的一个潜规则，严重损害了广告从业公司的相关利益，成为一种行业乱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为解决近年来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突出问题，国务院对外发布了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从三个方面作了规范：要规范合同订立及资金保障，加强账款支付源头治理；规范支付行为，防范账款拖欠；加强信用监督和服务保障。

廖建勋建议：“为避免因垫资导致自身现金流断裂，广告企业应在签订合同前，对对方公司的资信状况、支付能力或代理人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做好尽职调查，避免上当受骗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。”